明朝，中国的饮茶之风从唐宋以来的华丽精致转变为自然淳朴，所饮之茶也由团茶转变为散茶。因此，“既不夺香，又无熟汤气”，适合冲泡的宜兴紫砂异军突起，盛极一时，士人品饮多以陶壶为风尚。
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把供春款树瘿壶，它的身上不仅凝结了“世间茶具堪为首”的文化价值，它的故事也非常吸引人。
在紫砂壶历史上，被视为“正始”大家的供春无疑是一位最具传奇性的人物。根据明人周高起《阳羡茗壶系》所载，“供春，学使吴颐山家青衣也”，“世以其孙龚姓，亦书为龚春”。“青衣”在古代意指婢女，因书僮常着青衣，亦可指谓书僮。
吴颐山即吴仕，字克学，一字颐山，号拳石，宜兴人，正德九年（1514年）进士，以提学副使擢四川参政，著有《颐山私稿》传世。早年“颐山读书金沙寺中，供春于给役之暇，窃仿老僧心匠，亦淘细土抟坯，茶匙穴中，指掠内外，指螺文隐起可按，胎必累按，故腹半尚现节腠，视以辨真”，其壶则“今传世者，栗色暗暗如古金铁，敦庞周正，允称神明垂则矣”。
继《阳羡茗壶系》之后，吴颐山的侄孙、清代文人吴梅鼎作《阳羡茗壶赋》赞曰：“彼新奇兮万变，师造化兮元功。信陶壶之鼻祖，亦天下之良工。”
自此，一举奠定了供春作为紫砂壶“正始”的历史地位，并被此后的紫砂艺人和文人墨客所推崇，其盛名至今不衰。
供春的传奇在于他是以一个天才童仆的形象而进入紫砂历史的，而更为奇怪的是，他的形象就此凝固，仿佛是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孩子。在后来相关的记述中，并没有更多的关于这个紫砂“正始”大家的新的线索，而这显然非同寻常。
不过，今人韩其楼在其《紫砂壶全书》中倒有一段绘声绘色的描写，大概是以周高起《阳羡茗壶系》所记为蓝本。在谈到供春与供春壶时，他进一步写道：“有一次，供春做的壶被主人吴颐山看到了，以为质朴古雅，便叫供春照样再做几把，一面又请当代名流加以鉴赏。不消几年，供春竟然出了名，他的作品为时人所珍爱，收藏家竟相搜寻。从此，供春就离开了吴颐山家，摆脱了仆僮的生活，专门从事制陶事业。他的制品也被称为‘供春壶’。”
由于缺少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，以上的故事描述肯定掺杂着作者的浪漫想象的成分，不足为信。
事实上，我们不但对供春其人了解甚少，对供春所制之壶的认知亦缺乏。即便是《阳羡茗壶系》的作者周高起，也没有见过真正的供春壶，他只是在吴仕裔孙吴冏卿的书斋“朱萼堂”看到了时大彬所仿制的“供春式”砂壶作品。同样，《阳羡名陶录》的作者吴骞也自叹福薄，无缘一见供春壶。还有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、书法家张廷济，一生好收藏，阅壶无数，在其所著《清仪阁杂咏》中也称自己无缘一睹供春壶真容。
由此可见，供春所制之壶存世的数量并不大，但也不能就此说世间已无供春壶。根据明人文震亨《长物志》的记述，其中有“供春最贵，第形不雅，亦无差小者”的评语。尽管文震亨对供春壶的器形评价不高，亿百体育但他应该是见到过真正的供春壶，否则如何将供春与时大彬相比较。毕竟文震亨所处的时代是在明末，要比吴骞与张廷济要早出很多年，而且其家境优越，或许比同时代的周高起更有机会看到真正的供春壶。
相传宜兴实业家储南强所收的树瘿壶，因鋬下有“供春”二字铁线小篆刻款，被认为是现存唯一的供春传器。此壶目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，以外形似银杏树瘿状而得名，高10.2厘米、宽19.5厘米，壶身作扁球形，泥质成素色，凹凸不平，古绉满身，纹理缭绕，寓象物于未识之中，大有返璞归真的意境。
储南强，字铸农，又名青绾，别号简翁，宜兴人。早年热心教育事业，在乡里兴学，先后创办“知新小学”“劝学所”等。民国初期，被推举为宜兴县民政长，曾两任南通县知事，并三度当选为江苏省参议员。执政期间多有建树，深受地方拥戴。50岁时，登报声明脱离仕途，专心投入宜兴古迹善卷洞、张公洞的保护开发。
关于树瘿壶的流传经过，储南强自有记述：“强上年（1923年）客吴门，忽邂逅得供春壶。壶为山阴傅权和氏所藏。傅之前，蠡费氏（费念慈）。西之前，藏愙斋（吴大澂）。又前出于沈韵初。沈之前，尚待考。昔日吴兔林（吴骞）著《阳羡名陶录》，搜罗甚广，而未见供壶。张叔和（张廷济）见壶亦多，而《清仪阁杂咏》尤叹息供壶世已无有。乃神物忽来，重返故里，宁不可庆。将来拟予西溪上建春归阁以贮之。先乞君（潘稚亮）篆印为券。君篆竟，亦自喜为得意之作。”
由于壶盖久失，吴大澂当年曾请黄玉麟配制过。壶归储氏后，因为配盖和壶制不称，他便携带到上海，商诸黄宾虹，请当时名手裴石民另配，即现存的壶盖。盖的外沿，有制印师潘稚亮镌刻的两行隶书铭文：“作壶者供春，误为瓜者黄玉麟。五百年后，黄宾虹识为瘿，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未能，重为制盖者石民，题记者稚君。”
储南强在得到供春壶后，还请潘稚亮刻了一方“春归”之印，寓意供春归来，并拟于家乡西氿建春归阁珍藏，留有《请潘稚亮刻“春归”二字而作绝句》为证。后因时局动荡而计划搁浅，为避免外人觊觎掠夺，遂携壶而隐。
1952年，储南强把一生所有集藏捐献给国家。其在《储南强捐献所藏珍物简目》的跋中写道：“本人以年齿就襄（时年77岁），子孙皆效力公家，无继续之意趣。若举赠好友，或苦于不均；安置名山，又不易保障。遂乘各地提倡保护文物之际，决于贡献本色邑社团。一生下世，便算收场……物皆稀世，愿共视而为珍；艺有专长，皆卓绝于今古。”
据了解，当初储南强与苏南文管会洽谈，30件珍品悉数由苏南文管会接收后转至南京博物院。其中的一件紫砂项圣思款桃杯仍在南博，已成为镇院之宝。而国宝级文物供春款树瘿壶则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，供世人瞻仰。亿百体育
现在谈到供春壶，大家必举树瘿壶作例子，但是这把壶的鉴别问题，仍不免有所争议。这把供春款树瘿壶现世后，又陆续出现了多把同类款式的供春壶，这种雨后春笋般的现象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。
与此同时，人们从供春款树瘿壶的泥料质地、制作工艺、壶型大小和烧成等方面提出质疑，认为均不符合历史典籍所记载的供春壶的艺术特征。而这把壶在被储南强收购之前，确实曾辗转被多人收藏。
早在1937年，李景康、张虹合编的《阳羡砂壶图考》中便记有此壶，直言“吴愙斋所仿者俱此式”，又说“然以龚（供）春之价重，仿造者必众矣”，都暗示储氏的树瘿壶出于吴大澂或后人的仿制。《宜兴县志》亦载，黄玉麟在吴府“得观彝鼎及古瓷器，艺日进，名亦益高”。况且，这把供春款树瘿壶的壶盖为黄玉麟所配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此壶的作者很可能是黄玉麟，而非供春。
当代紫砂宗师顾景舟先生原来一直认为供春款树瘿壶是真品，但在其弥留之际又说是黄玉麟所作，其《宜兴紫砂壶艺概要》一文写道：“这里要旁及一个问题，就是黄玉麟所制供春壶，大半个世纪以来，引起中外砂艺爱好者莫大的轩轾，弄得好事者穿凿附会，大做文章，至混淆视听，以讹传讹。”
当代另一位紫砂大师徐秀棠先生在其著作《宜兴紫砂五百年》中，对供春款树瘿壶有着更为透彻详尽的分析与判断，亦提出了质疑。
正是因为供春在明清以来文献中久负盛名，其壶又难觅踪迹，更使紫砂壶“正始”的历史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。恰恰在上世纪供春款树瘿壶现世之际，对该壶考辨的同时，对供春其人的质疑也随之产生。
民国时期李景康、张虹合编的《阳羡砂壶图考》一书首先发难，在其《雅流》篇中谈到吴仕时写道：“然供春仅一家僮，能作树瘿、仿古诸式，款识‘供春’二字亦书铁线小篆，倘非颐山研求式样，代为署款，恐难臻此。《壶系》以颐山小传附于供春传，以主附仆，体制究有未安，今特拨置雅流壶艺之首，想为有识者所韪也。”
这是自明代周高起《阳羡茗壶系》以来，对供春作为年少书僮能成就砂壶创始之功的第一次质疑。而此前出现的相关文献，仅是文震亨《长物志》对供春壶器形的不满。
上文提及的顾景舟先生，是当代可与时大彬、陈鸣远、邵大亨等历史上的紫砂大家相比肩的一代宗师，他不仅精于壶艺，也精于鉴赏。顾先生对供春壶有着独到的见解，其一生过眼的供春款树瘿壶有13把之多，在仔细鉴别之后断定它们均非真品，甚至进一步认为“供春”仅为壶名而已。高英姿所著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》一书中，对此有所解释：“顾景舟曾指‘供春’或为壶名，非人名。类似有‘春供’之意。又或此供春壶式仅为寄托对初创者的纪念。生前一直在作相关考证。”
不难看出，顾先生不仅认为传世的供春款树瘿壶为黄玉麟所制，而供春作为紫砂壶“正始”也是值得商榷的。遗憾的是，这种见解一直未能形成研究文章面世。
另一位从理论角度对供春和供春壶提出异议的，是原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宋伯胤先生，他曾在《试论宜兴紫砂陶器产生的历史背景》一文中，首次明确提出“供春绝非砂壶创始者”和“供春制器疑点多”的学术观点。
更为深入的研究，则是徐鳌润先生，他对其家乡宜兴怀有极深的感情，晚年致力于紫砂文化研究。其观点认为“供春”是壶名，而非人名，因此并不存在“供春”其人。其在《供春壶史初考：吴仕书僮真名朱昌而“供春”为壶铭绝非人名》一文中，以大量的篇幅，以及许多此前显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来证明供春其人并不存在，并指出吴仕在紫砂创始历史上的巨大作用。他认为，“供春”之意，乃是指“壶供真茶”。所谓“真茶”，即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辛未（1391年）九月十六是下诏废团茶而改贡的叶茶。又或许，“供春”二字的灵感取自吴仕好友沈周《落花诗》中的“供送春愁到客眉”。“供春壶”实为吴仕在大潮山福源寺（而非前人说言金沙寺）读书期间，与其密友王用昭，以及陶工们合作而制成的用于泡茶的样品壶，然后提供给陶人仿制的。而为何假托书僮“供春”之名？一是因为“百工技艺”非士人所为，避免与之牵涉；二是忌讳当时以“煮茶”为业之人的报复。
供春壶之名来源为何，这些问题倒也没有必要深究。无论如何，“供春壶”的“世间茶具堪为首”的文化价值都是不可否认的。